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部超越了种种社会限制而著名的电视剧——《全家福》。
其中一集里有一个难住了剧中所有人的谜语，也难住了所有观众。
谜语大概是这样的：
“有一对父子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父亲当场死亡，儿子虽没死却危在旦夕。
他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手术室时，只有一名医生在值班，可是医生一看见这个男孩就说，我不能给自己的儿子开刀！”
这怎么可能呢，男孩的父亲不是已经死于车祸了吗？
这部剧在1971年播出的时候，大家到处找人讨论，还想象各种不同的情况，“可能这位父亲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他误以为自己就是男孩的父亲……”
每次走进奥赖利医生的办公室，我都会想起这个剧情。
那个说“我没法给自己的儿子动手术”
的医生当然是孩子的母亲。
但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猜不到谜底。
过去两年来，时间也许真的走得比较快，滴答声似乎也更加响亮，很多书我们只能同时看。
所以在我们看完《脱缰之马》（这是新近出版的一本精彩离奇的书，讲述了一个自私、绯闻不断的女人的真实故事，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初的英国和肯尼亚）之前，已经开始看其他书了，其中一本是萧伯纳1923年的戏剧《圣女贞德》，我们看的版本附有他在戏剧上演后撰写的长达六十余页的前言。
萧伯纳赞美贞德“拒绝接受身为女性的命运，她穿着男人的衣服，像男人一样作战，像男人一样生活。”
母亲指出一句萧伯纳的名言，他说任何贞德的传记作者都“必须摈弃对性别的偏袒以及自身的浪漫，将女人看作人类的女性，而不是带有某种魅力以及某种愚蠢的另一种生物。”
我的母亲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作为美国第一代可以按照自由意愿工作，而不是迫于生计而工作的职业妇女，她意识到她们那一代人中的先行者让一切成为可能，并为此而骄傲，母亲也用她自己的方式，成为了那代人中榜上有名的“第一”
——第一位哈佛教员俱乐部的女主席，哈佛与拉德克利夫学校的管理总监。
父亲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虽然他更愿意将自己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们在结论以及方式上达成了一致，但父亲对于讨论特定的理念没有什么兴趣。
伊蒂娜·萨克维尔，是《脱缰之马》的主角，在传记作者弗朗西斯·奥斯本（也是主角的曾孙女）的笔下，她热切却理性地提倡女性选举权。
奥斯本写道：“伊蒂娜并非激进的女权运动者。”
她在英国东格林斯特德的组织是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联合会的分支，他们相信妇女选举权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
但组织里的成员还是无法避免遭到各种恐怖威胁。
《东格林斯特德观察家报》曾报道“一千五百名反对妇女投票的暴徒包围了他们，向他们投掷泥团、熟透的西红柿和发臭的鸡蛋”
。
反对的暴徒们朝着第一家收留女性参政倡议人士的房屋大肆攻击，直到前门因扭曲而变形。
警察只好把倡议人士从后门带走，送往协会设在多赛亚姆酒吧顶楼的分会办事处，在那躲了几个小时，听着外面的人群持续不断地叫嚷着要让他们见血。
在长达六周的运动中，这是唯一一起暴力事件，艾黛娜和其母亲的参与，足以证明社会对于艾黛娜的不满。”
父母都很喜欢《脱缰之马》——父亲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对那个时代的痴迷。
而对于母亲来说，令她感动的是坚强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那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会让她想到自己而产生极大的共鸣，反正由女性作家或者以女性为主的书，她都会找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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