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太多时间。
瑟瑞娜很快就会发现文件失踪，里德尔大宅的事态将会急转直下。
我在二楼选了一间很少使用的卧室，在南翼，那里更加偏远，几乎废弃了。
房间里只有一个小梳妆台，一张单人床，裸露的床垫放在金属弹簧架上。
我把证据铺在床上：《加州山脉》以及我在里面发现的本写给哈里的信，从地下室找到的父亲的婚戒，在密室里发现的伊莱哲的日记，小屋里找到的哈里的日志，伊莱哲写给他未来后人的信，我做的缩微胶片调查的复印件，转抄塞缪尔在给本充当媒介时在便利贴上涂鸦的副本，以及尤金·奥尼尔剧作背后的定罪盒。
我还在床上摆了一把钥匙。
打开提箱的那把钥匙。
我知道暴露这些东西很危险，但，如果我仍抱有一丁点希望，让它起作用，我不得不全力干预这件事。
不过，我扣留了委托书、船票和瑟瑞娜的信。
只有在情况最极端的时候，我才会诉诸榴弹炮。
我把所有东西在床上排开，就像某种变态的公开展示课一样，然后去找我的父亲。
我很肯定，十四岁时，我对里德尔家族遗产的细微差别并没有充分的意识，我真的是凭本能和直觉行事，努力为本讨回公道。
现在回顾往事，我清楚地看到，里德尔家族一代代人的愧疚竟以如此大的力量压在父亲身上，这让他窒息。
而且我想，尽管小时候我或许无法以这种方式来定义它，我却的确能以一种自己不太能解释清楚的方式感觉到它：如果不采取纠正措施，那种愧疚的压抑感会殃及我。
我们这个家族被埋在一代代的腐叶、落木和湿土下面。
救赎之路很难，土壤却轻薄肥沃。
我们头顶的泥土里有一种潜能，一丝希望。
如果我们有意，可以刨出一条路。
我们需要的只是让一颗种子发芽，一株萌芽缓慢地探入空气，然后我们就都得救了。
我在父亲的房间里找到了正在小睡的他。
我叫醒了他，因为事关紧要。
我把嘟嘟囔囔着的父亲领过走廊，带到小卧室，一到那里，我就挥手展示我的陈列。
“这都是什么东西？”
他问。
我把一切告诉了他。
我给他看我发现的第一张便利贴，塞缪尔爷爷在上面刻了“MUIRMTNSCA”
；母亲如何把我引往约翰·缪尔，又引向书里的信。
我告诉他小屋、日志和所有的事。
每一件事。
那只手，地下室里的婚戒，装注射器的盒子。
然后我跟他讲了密室和伊莱哲的日记。
我解释说，信托文件在伊莱哲书房的保险柜里，还有瑟瑞娜的遗嘱，她用那个来收买我。
“什么保险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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