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商品经济的大潮掀起神州狂澜。
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不安于现状的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
“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各种关于致富神话的民间顺口溜与小道消息如雨后蘑茹，吸引了循规蹈矩生活的人的视线。
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在本年度显得无足轻重我是见过钱的，百万富翁的距离与我曾只有咫尺，可日子毕竟过得清贫。
很惭愧的说，当时与我同级别的干部抽的烟最起码是十四块钱的红塔山。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我心知肚明，每月一百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还不够买一条半红塔山，但我就以为自己模样俊，想做那朵莲花。
许芳仍兼着办公室的活，三天二头给我扔烟。
我公归公私归私，分得清爽，客人上门，敬上一枝好烟，自己摆手表示不会。
私下里，抽二块钱的湘南，就这，还得省着抽。
要说不眼馋那些发财的人，是假话。
我反复思索这个问题，并准备在私底下与来梨山检查工作的地区行署一把手刘书记交心——不提工作关系，因为岳父的引见，我们还是棋友。
我也到这时才知道当年那盘“乌壳不出壳”
是岳父故意下出的错着，就是想看我这人的德性。
老右派的棋艺不要说太好了。
整个儿滴水不漏。
但没等找到合适机会，刘书记一个电话过来，我调任大成县代理县长。
并在上任三个月后，拿掉了“代”
字。
官职连升三级。
这不符合人事惯例，在全省范围内也算破天荒，而且按正常的人事程序，地区行署组织部事先要派人到县里、乡里来调查，并询问我本人意见，但这次什么过场也没走，平地一声雷。
我头天晚上还在梨山乡办公室写材料，第二天早上接到刘书记电话，放下手上工作，立即赶赴大成县。
大成县出大事了。
这事我早有耳闻。
县里的几位领导自一九八四年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以来，从小打小闹到明目张胆搞“官倒”
，竟敢把地区拨下来的计划内尿素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
贪污腐败之风横行，还买官卖官，乱出了名声。
没想到这次地区纪委竟然动了这样大的决心，快刀斩乱麻，只保留了一个向不管事的唐书记，把大成县的领导班子一锅端，四套班子的干部都是在全区范围内紧急调来。
我成了六十万百姓的父母官。
摆在我面前的这摊子有多烂，我就不举具体数字。
不包括县局，光县委、县政府就有十二辆奔驰、宝马，其中七辆是走私进来的水货。
县政府后山有三十余幢被当地人民称为“王八楼”
的由县党政部门领导及地方豪富盖起的私宅，最起码是三层的，深墙阔院，院内踱着几只毛发乌黑体格雄壮的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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