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他也还算争气，高中毕业参了军，在部队给首长开了几年车，复员没有回农村，而是幸运地进机关吃上商品粮，成了正式的公家人。
公家人就是国家的人，生老病死国家全包了的人，或者说吃得的是米箩里的人。
在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们眼里，杨登科从糠箩里跳到了米箩里，算是很有出息了，同时也给家乡人争下了面子。
杨登科却觉得自己面子还不够。
想想也是的，自己一名普通工人，连国家干部都不是，无论如何是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登科的。
那么怎么才算登科呢？在杨登科心目中，至少要做上干部，弄个官做做才算登科。
也不要大官，自己这么个起点，这一辈子做大官是没什么指望了。
就一个科级干部就够了。
登科登科，登上科级足矣。
人生难得的是树立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这就好比出门远行，总得先有目的才有行动，尔后一步步向目的地靠近。
如果没有任何目的，那无异于行尸走肉，最终什么目标都没法达到。
杨登科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行动起来才那么有计划有步骤，才不至于盲人瞎马地乱闯一气。
杨登科的第一步是要把头上工人的帽子给摘了，做上干部，然后再想办法登科进步。
机关里是个等级分明的地方。
局长就是局长，科长就是科长，干部就是干部，工人就是工人。
谁掌什么权，谁签什么字，谁阅什么文，谁开什么会，谁说什么话，谁坐什么车，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心知肚明，操作起来是一点也不会含糊的。
就是一些有关系的部门或是下属单位和下面县里偷偷到局里来送钱送物，谁有谁无，谁多谁少，谁轻谁重，也从没有人搞错过。
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职务跟实惠挂钩，身分跟身价等同，还会有谁不喜攀高枝，乐于进步的？正因为如此，机关里也就没有工人不想做干部的，没有干部不想做科长的，没有科长不想做领导的。
只是大家都竞相往高处走，路上自然拥挤，并非任何人都能心想事成，如愿走到高处。
杨登科在机关里呆了近二十年，深谙这层道理，知道工人头上的帽子不是说摘就能摘得掉的。
他知道这是个重视文凭的时代，没有文凭做个工人没问题，要想做干部，先得把文凭拿到手才有可能。
杨登科也曾尝试过去弄个自考文凭什么的，可他天天出车，根本没时间静心翻书本，就是休息日呆在家里，想坐下来看两页书，却因过了读书的年纪，没看上两行就哈欠连天，书页里模糊一片，像是蒙了一层雾水一样。
这样下去，肯定一辈子也别想把文凭考到手。
看来只有想办法脱产读两年书。
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容易争取得到的，好多科长副科长想脱产进修，领导都没点头。
不过杨登科又想，自己虽然是一名工人，却有一般科长副科长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天天跟领导在一起，只要将领导服务得舒服了，读两年书还不是领导一句话的事？
当时杨登科服务的领导是一位姓陈的局长。
陈局长刚到农业局来时，是另一位姓郭的老司机给他开的车。
后来郭司机父亲病故，他回家奔丧去了，临时让杨登科代他给陈局长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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