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手上的剧本明明是中文版，他都能阅读，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他讲法文？其实这是多年来悄然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我不轻易跟人讲我的母语，似乎这样就更安全。
“谢谢。”
他率先换成了中文，发音纯正，不像一般的混血儿——不过也许是因为这句话过于简单，我知道，我总是凭借浅显的印象对人下判断，这是个要命的缺陷。
“你觉得这故事好看？”
我问他。
“嗯。”
他点头，神色腼腆。
“你看到哪里了？”
“牧师其实是魔术师。”
——“魔术师”
那个词也许他不会讲，他说的是法文。
但是他凭借着故事的情境准确地判断了情节，聪明的小孩。
机舱里的灯突然亮了，空姐推着饮料车徐徐走过来。
那代表着即将派发早餐，也就是说，快要降落了。
我打开了遮光板，额头不由自主地抵在舷窗的玻璃上，那种云端上的冰冷总让我想起“琼楼玉宇”
这四个字。
但是——波音767这种造型的琼楼玉宇会不会太难看了点儿。
十九岁那年，我第一次飞行。
从北京至巴黎，我永远记得，那天的天气绝好。
我在高空上隐约看得见西伯利亚的雪。
有时候我必须判断视线中的究竟是雪原，还是云朵。
贴在我额头上的那一小块玻璃，和今天的一样冰凉。
当时我闭上眼睛，我想落地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高空中的西伯利亚画下来。
那时候我年轻，拥有用不完的自信，无论在生活里遭遇上什么样的幻灭，我都可以跟自己说，没事，这值得，我可以把它们画得很美。
可是当我真的降落在戴高乐机场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必须搞清楚抵达学生公寓的地铁路线。
然后搞清楚我应该到哪个银行去存我那点微薄的欧元。
那时候，欧元还是一种崭新干净得不像是货币的货币。
龙城的中国银行里甚至没有多少存货——所以，不得已，我身上还带着一些法郎。
我站在柜台前面的队伍中间，只会讲最笨拙的几句法文，我尽力让自己神情和他们一样漠然，就好像只要表情一致了，我一张开嘴就能流淌出和他们一样顺畅的异族语言，顺畅到我自己也听不懂。
还好，我并不需要讲太多话，简单一句“日安”
便可蒙混过关，不至于让自己维持了半天的漠然被尴尬打破，把法郎递过去，换回几张漂亮得不舍得让它去流通的新纸币，本次演出就圆满结束，我终于在他乡的土地上扮演了一次当地人。
然后我回到住的地方，从还没打开的箱子里拿出素描本。
我想画我的西伯利亚，可是我的眼前闪现的，只有那张面额500的法郎上面，居里夫人的头像。
是的，通俗地讲，我什么都画不出。
曾经就住在我身体里的随时可以喷薄的色彩和形象，全都蒸发在周围这陌生的空气里。
我对自己笑笑，我知道也许我被打垮了，被无法像别人那样说话的自卑，被那片渐渐远离我的西伯利亚雪原，被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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