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吧，不过他们没有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而且他们内部族群差异很大，即使后来大秦勉强统一了西夷，也没有像我们华夏的秦朝一样，做到书同文车同轨，光是官话就有两种。”
“那他们可不如我们华夏。”
“综合来看，朕相信我们华夏是最优秀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孙皓道，“窥一管而见全豹，王卿觉得，像欧几里得他们的族群，和匈奴鲜卑那样的蛮夷，是一回事吗？”
“当然不是。”
王蕃道，“陛下，臣以为，欧氏之算学，可自成一家，我华夏算学，虽然同样成果璀璨，却不如其直指本源之精深。”
“是的，朕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华夏之算学常常致力于解决某类具体问题，停留在术的范畴，却没有由术入道。
而欧氏之学却自成体系，上下通达，如同人之骨架。
我华夏算学之瓶颈，就在于少了这样的骨架。”
“陛下对算学亦有造诣？”
“朕略知一二。”
孙皓笑了笑，其实作为一个高考数学149分，在穿越之前还学完了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课程的大学生，他的数学水平在这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毕竟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嘛。
像《几何原本》，其绝大部分内容并未超出21世纪中国中学生的学习范围，或者说，中国的中学数学教材本就是依据《几何原本》改编而来的。
不过，孙皓并不打算装这个X，毕竟他是引导者，重要的是打开风气，舍本逐末，有害无益。
“陛下，”
王蕃又道，“臣有一问，此书如何传入我大吴宫廷，并译为汉话的。
臣为官多年，于士林中也算颇有名望，竟从未听闻此事。”
“事实上，朕一开始也不知此事，偶然得观此书后甚为惊奇。
查阅档案后方才知道，此书乃是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商贾秦论觐见我朝大皇帝时所赠。
秦论通晓汉话，交流无碍。
交州时常与夷人海商贸易，故而通晓蛮夷番邦之语的人也不少，大皇帝找来一些人，和秦论一同译书。
这期间，大皇帝也常常垂询秦论海外之事。
不过由于一来秦论所携之西夷经典数量繁多，译者水平浅陋；二来译书著书工程浩大，靡费甚巨。
所以包括这《西国形学》，都译得很浅显，省略之处颇多。
还有很多书并未译成汉话，那些羊皮卷还躺在藏书阁封存着呢。
秦论是在嘉禾五年（公元237年）返航的，他在大吴待了十多年。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皇帝如此热衷于航海之事——如果说探寻夷州、澶州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交通辽东是为了战马，那么三万甲士宣化南洋，恐怕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陛下是说，当年大皇帝对航海如此孜孜以求，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
王卿，你还没有看别的西人著作，单看这《西国形学》，想必你应该发现，大秦，或者说那些西人，他们绝不是简单的蛮夷，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底蕴非常深厚的文明。
只可惜，当年大皇帝的航海事业挫折颇多，耗资无数，所得却甚微，故而心灰意冷，就连这些书籍也藏于深阁之中蒙尘。”
孙皓的思绪逐渐飘远，他大概明白了为什么后世史料从未记载这段故事，只记得有大秦商人来访一事。
大约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历史上，那些羊皮卷和译稿就这样被人遗忘，然后毁灭在了西晋灭吴的战火中。
其实，就算不论这些舶来品，华夏又遗忘掉了多少自己的东西呢？很多人经常说中国从没有产生过科学，其实先秦时代的《墨经》就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力学、光学、几何学、工程技术知识和现代物理学、数学的基本要素，且具备完整的逻辑体系，蕴含着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书成书甚至比《几何原本》更早，却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篇章还永远丧失了。
直到清朝末年，中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灰头土脸，才终于有学者在故纸堆中翻出来《墨经》，惊呼道原来中国并不是没有萌发过科学的幼苗，只是不幸夭折。
欧洲的科学幼苗也夭折过，黑暗的中世纪打断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灿烂文明，那些日耳曼人、条顿人、高卢人、昂撒人和哥特人就像五胡乱华一般鸩占雀巢，直到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才让他们的幼苗奇迹般地复活。
说回华夏的事，难道中国对大海真的一无所知吗？单说孙权的航海，并不是没有取得丰硕的成果，《临海水土志》、《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便是明证，到了后世照样只剩下一点可怜的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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