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薪火传递者——克莱因
克莱因被许多学者公推为精神分析史上继弗洛伊德之后，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之开拓最具启发性、最具创意的思想家之一，亦是儿童精神分析之先驱。
然而克莱因在专业上的执着，包括她大胆假设、论说当时精神分析尚未触及的儿童精神病理、致力于区辨心智世界的真实与幻想，以及她对于揭开心智世界真理的执着和对于严谨分析技巧之坚持，皆使她在开拓精神分析理论之路上备感孤单。
克莱因于1914年阅读弗洛伊德的《论梦》（überdenTraum），随即被弗洛伊德的睿智及其所论及的潜意识心智深深吸引，因而皈依并献身于精神分析（Grosskurth，1986）。
1919年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她以《一名儿童的发展》（DerFamilienromaininStatuNascendi，1921）之论文，展开了精神分析的探索之旅。
她曾接受过来自匈牙利的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Ferenczi，1873—1933），以及来自柏林的卡尔·亚伯拉罕（KarlAbraham，1877—1925）的个人分析。
费伦齐和亚伯拉罕对于克莱因的赏识及鼓励，以及克莱因对于亚伯拉罕所提出的口腔施虐及肛门施虐之论点的感动，使克莱因勇于深入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hantasy）的最底层，解读人性中最残酷的面向。
1925年6月克莱因接受琼斯（ErnestJones）、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Strachey）和里维埃（JoanRiviere）之邀请至伦敦所作的系列演说在伦敦引起热烈回响，然而这趟快乐之旅却引发了精神分析学界的骚动，挑战与排挤接踵而至。
维也纳的分析师们质疑克莱因的发现改变了弗洛伊德所传递的精神分析，而克莱因的支持者则认为克莱因的论点仅仅延展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理论。
弗洛伊德辞世之后，两造的争论日益白热化，终于在1941年引发了长达四年的“论战”
（King&Steiner，1991）。
来自维也纳的分析师和克莱因的支持者在大战的炮火声中挑灯夜战，争辩关于婴儿期的性幻想、潜意识幻想的本质与功能、原欲发展理论与退化的定义、本能冲突论、死之本能的内涵、超我的形成、早期自我的功能与早期超我以及焦虑和罪疚感的来源等议题。
根据琼斯的理解，争议的重点在于维也纳的分析师认为克莱因太强调早期的潜意识幻想和“精神现实”
（sychicreality）对于幼儿心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克莱因高估了“早期的幻想生活”
（earlyhantasylife），而忽略“外在现实”
（externalreality）。
论战在当时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佩恩（SylviaPayne）的协调下，和平落幕。
1952年里维埃在庆祝克莱因70岁的新书引言中，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我已经开启了一些思路，而且丢出了许多建议……未来有一些东西将由它衍生而出”
，以此强调克莱因在理论上的延展并未违背弗洛伊德的期待。
论战中所揭橥的许多论点都可在本书中（集结1921—1945年的论文）见到蛛丝马迹，例如性启蒙对于儿童智性发展的影响；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严厉的超我；早期超我的形成与罪疚感和口腔及肛门施虐期的关系，象征能力与自我发展的关系以及强调严谨的儿童分析技巧之必要等。
相对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发展阶段，克莱因在本书中首度提出“修复本能”
（rearationinstinct）以及忧郁心理位置（deressiveosition）的观点，强调心理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孩童在不同心理位置的摆荡。
论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时，克莱因引用了费伦齐和亚伯拉罕的论点，但是进一步指出前性器期的本能冲动与罪疚感、俄狄浦斯冲突以及超我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与前性器期固着结合的罪疚感，是来自俄狄浦斯的冲突……是一内射了俄狄浦斯爱恋客体的结果。
也就是说，罪疚感是超我塑成过程中的产品。”
关于俄狄浦斯的冲突，克莱因承认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发现自己没有阴茎，而转向父亲，克莱因则认为乳房的匮乏是使小女孩转向父亲的主要原因。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之思路下，克莱因阐述了早期严厉超我的样貌。
由对于幼小儿童的分析，克莱因发现超我的形成从儿童以口腔内射其客体时就已经开始，由于婴孩自我（infantileego）之压制较为强烈，因此在口腔及肛门施虐方兴未艾时所形成的超我，强化了施虐的严厉度。
她如此写道：“罪恶感的抑制效应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十分显著……从幼儿的分析中可看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但对屈居弱势的婴孩自我之压制却远较成人强烈许多。”
克莱因进一步推论，严厉的超我所引发的焦虑是精神病的基础：“最严厉与最具压迫性的焦虑乃从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内射的超我而来，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发精神病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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