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坪，走到街道两旁的洋槐树下。
过了一两个星期，气味消失了。
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难过，我们镇上的人记起了韦亚特老太太——她的姑奶奶——最后完全变成了疯子。
我们相信格里尔生家族的人都自视甚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地位。
对于爱米丽小姐和她这样的人来说，没有哪个年轻人配得上她。
长期以来，我们把他们看成是戏剧中的场景：背景处爱米丽小姐身材苗条，一袭白裙。
前面是她的父亲叉开腿站着的侧影，他手里举着马鞭，背对着她。
向后开的前门刚好框住了他们。
所以，当爱米丽小姐年近三十仍然单身时，我们实在没有一丝欣喜，只是更加确信她的家族有着精神错乱的遗传，不然，她总不至于错过所有的机会——如果有的话。
她父亲死后，据说那所房子就是留给她的全部财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有些高兴了。
至少他们可以怜悯一下爱米丽小姐了。
孤苦无依、贫穷潦倒。
她也变得有些人情味了，如今她也知道为多了一便士而激动得发抖，为少了一便士而痛苦绝望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都准备去拜访她，表示哀悼和愿意提供援助，这是我们的习俗。
爱米丽小姐在门口接见她们，她的穿着打扮和往常一样，脸上一丝哀容也没有。
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没有死。
她这样做了三天后，牧师也来拜访她，医生们都试着劝她，让他们来处理掉尸体。
正当他们准备诉诸法律，使用强制手段时，她累垮了。
于是，他们很快把她父亲的尸体埋葬了。
我们那时都没有说她疯了，我们相信她是无法控制自己。
我们记得所有的年轻人被她父亲赶走，也知道她现在一无所有，她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就像所有的人都会那样做。
Ⅲ
爱丽米小姐病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我们再次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看起来像个小姑娘，也有些像教堂彩色窗户上的天使——带着几分悲哀肃静。
镇上要铺设人行道，已经定好了契约。
那年夏天，也就是她的父亲去世后的那年，建筑公司开始工作了，他们带来大批黑人、骡子和机器。
其中有一个工头叫荷默·伯隆，他是一个高大、黝黑、精干的北方人，他声音洪亮，眼睛比脸色更明亮。
小孩子们一群群地跟在他后面，听他用不堪入耳的话责骂黑人，黑人们则伴着铁镐的起落，唱着歌曲。
很快，镇上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了，在广场上，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他的哈哈大笑声，荷默·伯隆肯定在人群中心。
不久，我们开始看到他和爱米丽小姐在星期天下午驾着轻便马车游玩，黄色车轮与枣红马十分相称。
刚开始，我们看到爱米丽小姐有了一些兴致，都很高兴。
因为妇女们都说，“当然，格里尔生家的人是不会认真对待一个北方佬工人的。”
不过其他人也这样说，特别是老人，“即使是悲伤也不应该令一个真正的贵妇人忘记‘举止高贵’”
——尽管他们从未叫过她贵妇人。
他们只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人应该来看看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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