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四）里分十轨——由轨长治理；
（五）每轨五家。
与这个行政划分并行的是管仲所制定的军政制度：
（一）每轨五家，出五人——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
（二）每里五十人——五十人为小戎，即戎车一乘，由里有司统率；
（三）每连二百人——二百人为卒，合戎车四乘，由连长统率；
（四）每乡二千人——二千人为旅，合戎车四十乘，由乡良人统率；
（五）每五乡万人——万人为军，合戎车二百乘；
（六）全国十五乡共三万人——全国三军，戎车六百乘，由国君、国子、高子分别统率。这是“国”的军队，是由三万家出三万人组织而成。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公元前685年-前643年）仍无当兵的义务。农民当初有否这种义务虽不可考，管仲变法之后却有了当兵的责任；但并不是全体农民当兵，而是拣择其中的优秀分子。据《国语》：
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可见选择农民中的特出人才“能为士者”是有司的一种重要职务。
“国”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鄙”，一定有“士”散处各处，但鄙中多数的人当然是人口中绝对多数的农民。管仲所定的鄙组织法如下：
（一）三十家为邑；
（二）十邑为卒——三百家；
（三）十卒为乡——三千家；
（四）三乡为县——九千家；
（五）十县为属——九万家；
（六）鄙共五属——四十五万家。
国中每家出一人，鄙中却不如此；既然规定选择农民中优秀的为士，当然不能有固定的数目。但《国语》中说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而“国”中实际只有六百乘；其余二百乘，合一万人，似乎是鄙所出的兵额。这若不是实数，最少是管仲所定的标准。假定四十五万家中有四十五万壮丁，由其中选择一万人，等于每四十五人出一人当兵。所以春秋时代的齐国仍是士族全体当兵，但农民中已有少数由法律规定也有入伍的责任。
别国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各种的发展普通都是一致的，春秋时代各国的情形大概都与齐国相仿。关于秦穆公（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