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希冀的和已经面临的似乎根本不是一码事，于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迷惘、困惑、失落、痛心疾首而且愤懑了。开始以诅咒勾引坏了自己好儿子的娼妓般的语言诅咒商业时代。
但这似乎主要是几年前的情况。几年前商业在中国混浊的初级阶段，确实是“刺”多“蕾”少的。现在它的“刺”已被共和国的法修剪掉了一些。现在它当年的一些“蕾”开花了。现在，普遍的中国人，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明智比较客观比较平和地凝视商业时代了。谁若问普遍的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将商业时代这看起来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国门？普遍的中国人寻思一下，大约会宽容地这样回答：让“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没毛病的“媳妇”，我们日后慢慢调教“她”吧。这么想和这么说，都无疑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成熟。而这一种成熟，又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商业时代改变了太理想主义的期望。中国是一个动辄容易陷入理想主义思维怪圈的民族。而西方人却早就对商业时代的本质有所洞察了。
《民主和教育》一书的作者杜威说：“认为商业的事情在它自身的范围内可以‘自觉’地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化，认为它可以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身的宗旨，并让它来代表社会的利益和良心——这样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先生们，我们在承认商业的贡献的同时，绝对不可以把它想象得很温良。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给它套上鞍镫。我们跨在它背上的时候，要穿带马刺的靴子。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它才能收敛它自私自利原则之下的欲望，满足自己的同时也对社会做些回报。”
杜威的这段话，对当前的中国人，尤其当前的中国首脑们，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
一切有关商业的法规、法令，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的“鞍镫”和“缰辔”。同时也是不断激励它按照社会福利的总目标奋进的“马刺”。优秀的骑手和坐骑之间，常常达到一种“合二为一”似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国家和商业时代之间的最佳境界。
税法是商业法规、法令中最重要的一条。
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说：“买卖人对一切顾客买一样的东西收一样的价钱，并不随顾客出钱能力的大小而高低他的价目，世人都认为这是公道的，而不是不公道。但是若以此原则制定税法，就与人的人道主义和社会利便的感觉太不相容了。国家应对富人特别制定某几项高税。因为我们冷静分析后不得不承认，国家这台机器，历来为富人的效劳比为穷人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