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理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后来是校园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相互浸润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技。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80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融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在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癫。
这时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
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存在主义的演讲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席位：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的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