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较为包容的——比如对于辜鸿铭、王国维，因他们的保皇只不过是一种绝对个体的思想主张，拥护进步的人士们并不齐心协力地要置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而后快。也可以说，比之于“你死我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共戴天”“彻底消灭”的曾经的阶级斗争神圣的圭臬，坊间的圭臬要人性得多，道德得多。往往显得很儒家，也很君子。
坊间圭臬又从不失守其底线——比如对于张勋企图以武力实行封建王朝之复辟，则几乎便是一致的声讨。
历史上曾有一个“旧”知识分子或文人屁颠屁颠地充当张勋的走狗的吗？
一个也无。
由此看来，“旧”知识分子“旧”文人之较多数，大事上是有原则的。
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于汉奸之列的，也就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
由而想到20世纪“反右”时期，上海的一把手柯庆施有句名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很贱，不经常狠狠整他们不行。”
此言打击大多数之厉色姑且不论，当时流毒甚广，被当作理直气壮的经验这一政治现象尤值得深思。
康生也是柯庆施那类政治动物，非说他是人，只能以小人谓之。
客观地来看一个人的优劣，那么，将邵洵美的人生掰开了揉碎了摊薄了抚平了细审视之，实在不能不承认——并无任何可恶的方面。恰恰相反，其可爱的方面倒是显然。
正如焦大之所以是焦大，并非其原罪；邵洵美乃豪门后代，也不等于他便有了作为一个人的先天污点。
他纨绔吗？
其实也并不。比之于当时上海滩的纨绔子弟们，他的活法倒显出某些洁身自好的天性来——不酗酒成习，更不吸鸦片，也不终日拈花惹草。与郁达夫相比，他热衷的人生倒是更健康一些。否则，邵氏沙龙岂不成了颓废文人的聚所了吗？
他崇文爱诗敬重文人们，也并非出于无聊凑趣附庸风雅的心理——他是真性真情的那样，这一点像极了纳兰性德。
为人热情、坦诚、仗义——他基本上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孟尝君”的比喻，也并不完全是时人的虚美。
然而他终究不是柔石们，没写过《为奴隶的母亲》或殷夫那样的“革命诗”。
正因为如此，鲁迅不喜欢他。
他原本对鲁迅是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的，也谈不上尊敬不尊敬——太不是一路人了啊！但由于鲁迅对他的讽刺，他也对鲁迅大不敬起来。以至于鲁迅死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