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家族的方法；子孙繁衍是使大家族继续存在的方法。但到战国大家族破裂之后，这两根台柱也就随着倒塌了。
三年丧是丧制的中心。三年丧的破裂象征整个丧制的动摇。三年丧似乎破坏得很早，春秋末期恐怕已经不能完全实行。孔子的极力提倡，正足证明它的不为一般人所注意；连孔门弟子宰我都对三年丧表示怀疑，认为服丧一年已足。这恐怕是当时很普遍的意见。后来孟子劝滕文公服三年丧，滕的父兄百官无不反对：
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所谓“先君”到底“先”到什么程度很难强解。最少可说战国初期鲁、滕两姬姓国家已都无形间废除三年丧。实际恐怕春秋末期政治社会大乱开始的时候，这个古制必已渐渐不能成立。
墨子倡三月丧必很合乎当时的口味。在当时提倡并且实行三年丧的只有一般泥古的儒家。但一种制度已经不合时代的潮流，勉强实行必不自然，虚伪的成分必甚浓厚。墨者骂儒家“繁饰礼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或有党派之嫌，但与实情相离恐不甚远。许多陋儒的伪善，连儒家内部比较诚恳高明的人也看不过，也情不自已的骂两句。荀子所指摘的种种“贱儒”必包括一些伪善与伪丧的人。《礼记》各篇中所讲的漫无涯际的丧礼，到底有多少是古代的实情，多少是儒家坐在斗室中的幻想，我们已无从分辨。若说春秋以上的人作戏的本领如此高强，很难令人置信！
与三年丧有连带关系的就是孝道。孔子虽然重孝，但把孝创为一种宗教却是战国儒家，尤其是曾子一派所作的。《孝经》就是此种环境下所产的作品。
与三年丧同时没落的，还有多子多孙的观念与欲望。大家族制度之下，子孙众多当然是必需的。西周春秋时代的铭刻中，充分表现了这种心理：
其永宝！
子孙其永宝！
其万年宝用！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以上一类的句法，几乎是每件铜器上必有的文字。后来虽或不免因习惯而变成具文，但在当初却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种表现。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不只是战国时代儒家的理想，也确是春秋以上的普遍信仰。
但一旦大家族破裂，子孙繁衍的观念必趋微弱。一人没有子孙，整个家族的生命就有受威胁的可能。但公民观念代替了家族观念之后，一般人认为一人无子，国家不见得就没有人民。并且在大家族的集团生活之下，家口众多还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