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看到姨娘了。
每年一次，在大年初二，我去她家拜年的时候。
今年也一样。
她的模样没有什么变化，胖圆的脸庞，花白的短发，穿着羽绒服从厨房走到外面的走廊上。
我叫了她一声，她抬头笑笑，“来了。”
嗯，来了。
没有多余的话。
没有久别重逢后的热情，也没有嘘寒问暖的言语，一切都是平平淡淡的，我照旧去了厢房，电视如往年一样在重播春节晚会，姨爷坐在沙发上，我打过招呼后，也坐在沙发上，寒暄了几句，各自沉默。
姨娘偶尔进来，端着果盒递过来，“吃瓜子。”
嗯，吃瓜子。
也没有多余的话。
她又转身去厨房做饭去了。
几十年来，年复一年，都是如此。
然而，我依旧每年都坚持来坐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
电视看了一会儿，我出来站在门口的稻场上，门前抽干的池塘，远处浸润在薄雾之中的树林和菜园，再远处的长江大堤，都没有任何改变；再往左边看去，隔着池塘，一排房屋中间外婆曾经住过的家，而今已经无人居住了……这些构成了我少年时光的场景，没有变化，只是我已经从中剥离了出来。
这一切肇始于十二岁的那一天，我念完了小学，马上就要进入乡村中学读书。
姨娘骑自行车到我家来，跟我母亲说：“让庆儿住到我家好了。
反正我屋里也有两个上初中的。
你就放心去种地。”
母亲看我一眼，我没有说话。
我们这里称母亲的姐妹叫姨娘。
姨娘是我母亲的妹妹，更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带我去她家做客。
她家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十分热闹。
而我家，虽然有哥哥，但大我太多，早就出去上学了，所以基本上只有我一个孩子。
热闹是他们家的，我融不进去，只是跟母亲干坐在椅子上。
姨娘也没有多跟我说什么。
那时候她婆婆（按照我们这边的叫法，我该叫她亲家娘）操持整个家务，姨娘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利。
这些零碎的印象中，姨娘对我来说是模糊疏远的，忽然让我去她家住，我一时间不知如何接受。
十二岁对我来说，只是之前生活的延续。
九岁时，母亲跟着父亲去长江对岸的江西种地，我因为要读书，不能跟过去。
奶奶早就去世了，虽然有爷爷，也七八十岁，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更别说照顾我，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家。
母亲每回跟父亲走之前，都会托付周遭的邻居，让他们帮忙照应一下。
他们种地是在江西那边种两周，然后回家种两周，两边跑动，我就成了间歇性留守儿童。
他们不在的日子里，我自己做饭、洗衣服，一个人睡在房间里，虽然很怕很怕，有老鼠，也有莫名的恐惧，可是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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