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长不久。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突然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寻问起蔡晓晖的案子。
我对他讲，那个案子错不了，有报案、有现场也有人证，还有嫌疑人自己的交待材料。
他问我：有物证吗？
我告诉他，因为被盗的人发现得早，喊抓小偷把他吓跑了，什么也没有偷着。
他对我说，这起案件，小青年母子到处找，搅得领导不得安宁，如果什么东西没偷，直接承认当年认定错了就完了，你也省心省事，对年轻人来说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与蔡英花有一腿，把话说得很死，表示这是个铁案，我不能改。
后来我听镇里的同志们说蔡英花经常出入镇长办公室，镇长看她的眼神跟看别人也不一样。
再后来，镇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以镇领导身份与我谈过话。
那时我虽然听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觉得作为公安人员就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还与他吵过架。不过我还是把他看得过高了，没想到他调到县政法委工作后就对我下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