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天，听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己乃陆陆相将诣阙，谐辞礼谢退云状。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日宴时移，议无所定。已且须后少得小安，则恬然弃忘。旬时之间虏复为害，军书交驰，羽檄狎至，乃复怔忪如前。若此以来，出入九载。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百万之众号哭泣感天心乎？
民众已不是战国时代人人能战的民众，士大夫更不是春秋时代出将入相的士大夫。军事情形的不堪可谓达到极点。羌乱方平，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贼的乱事又起。这时虽是方经长期的羌乱，国家仍是忙得手足无措，军事毫无把握。“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谐公车。同时又“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国家发了五校与三河的骑士（大概就是黎阳营）与招募的义勇兵，靠皇甫嵩与朱儁的将才算是把乌合的黄巾贼捕灭。但两人（最少朱儁）似乎有“家兵”杂在国家的军队之内。各地的刺史太守都有私军，朱儁曾作过交址刺史，这些“家兵”就是作刺史时所召的私军。国家现在只有羌胡兵与地方官的“家兵”可用，天下的大势显然已不可收拾。
黄巾贼的次年，中平二年（185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联合东侵三辅。皇甫嵩奉命讨贼，就请求发乌桓兵三千人。北军中侯邹靖认为乌桓太弱，应当往塞外去招募鲜卑。下公卿大臣讨论此事，两方面都有赞成与反对的人。反对用鲜卑的理由，就是从前征匈奴与西羌曾用过鲜卑，结果并不美满：
斩获丑虏既不足语，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抄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
乌桓鲜卑都不愿用，最后听了应劭的话，决定用陇西“守善不叛”的羌胡！一统天下的公卿大臣公开承认用外兵要忍受外兵的跋扈，但说来说去总是逃不出招募外兵，对于召用汉人始终无人提起一字。连方才平定黄巾威震天下的皇甫嵩也是一样。可见本国兵只能对付国内乌合的土匪，一牵涉到外族就非用其他的外族不可！
汉人现在并不是完全不会用兵器。但只有保护自己的家乡才肯出力，并且还必须有领袖指导。若无勇敢的领袖，即或家乡被扰，大家也都是驯羊。例如应劭不敢提议用汉人到边疆打仗，但他于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守太山，复起的黄巾贼人郡界，“劭纠率文武，连与贼战，前后斩首数千级，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