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想来还会再次发生。这种女佣必须解雇——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家族体面。这种情况下,被解雇的女佣自然得不到推荐信。女佣没有良好的“口碑”,自然无法在服务行业找到工作。话虽如此,这些女佣通常也无须再工作,因为她可以嫁给孩子的父亲,或者回到娘家。实际上,多年以后,等她把孩子养大之后,这样的女工甚至可能设法回到旧主家中,做一名洗衣女工、厨房女工或在其他不必与雇主正面接触的岗位工作。
莉迪娅本以为安妮的人生也会沿着这条老路发展。她记起一个年轻的低等花匠连辞呈也没交便逃到海上去了——这件事之所以会引起莉迪娅的注意,只是因为这个年月里很难以合适的工资雇到小伙子做花匠。至于安妮和这个小伙子之间有什么关系,自然没人告诉过她。
我们并不苛刻,莉迪娅心想,作为雇主,我们可谓宽厚。然而看夏洛特的反应,好似安妮的困境是我造成的。我真不知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她说什么来着?“我知道她做了什么,而且我知道她是和谁做的那件事”,我的天,这孩子是从哪里听来的,竟然这样讲话?我倾注一生精力,只为把她培养成一个纯洁、清白、正派的人,不能让她像我一样,想都别想——
莉迪娅在墨水瓶里蘸了蘸笔。她很想向姐姐诉说自己的忧虑,可是这种事很难诉诸笔端。即便是当面谈论,恐怕也很难说清楚,她心想,我真正想与之交流想法的人是夏洛特。可是为什么每当我想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变得不依不饶、尖刻专横呢?
普理查德走进房间说:“有位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先生想见您,太太。”
莉迪娅皱起了眉头:“我觉得我不认识这个人。”
“这位先生说事情紧急,太太,他说您会记得他的,他来自圣彼得堡。”普理查德的神情带着犹疑。
莉迪娅犹豫了一下:这个名字确实十分耳熟。常有她并不熟识的俄国人到伦敦来拜访她,这些人通常主动提出为她捎带信件,谈到后来才开口向她借路费。莉迪娅倒不介意向他们伸出援手。“好吧,”她说,“带他进来。”
普理查德走出了房间。莉迪娅又蘸了蘸墨水,继续写道:孩子长到十八岁,自有一番见解,这时父母该怎么办呢?斯蒂芬常说我担心的事情太多。我真希望——
我甚至无法和斯蒂芬好好交流,她想,他只会柔声细语地安慰我。
门开了,普理查德说:“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先生到了。”
莉迪娅头也不回地用英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