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世说：“顾市长干常务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他没有同意，现在对你说不要紧了，他掌握的那一块钱在何富贵出事后挪给富贵家具厂作流动资金用了，在他离任前已经全部归还。”
卫兴和听到政府能给自己提供帮助，他不在意帮的钱多与少，而是在意政府的态度，心里高兴，大着胆子把自从昨天与朋友一起吃饭后想的事说了出来：
“我朋友说他们这边企业发展得早，农村里的年轻人几乎全在厂里干，一个村多的开上百个小厂子，没有人搞养殖，以为我还干销售，让我给联系咱们那边一个像样子的大厂与他们长期合作。
我告诉他生猪宰杀这一块是拿现金到农户手里购买，我们那边与这里隔着省，出现债务纠纷打官司都不好打，我给介绍零星货源可以，与那边的厂家合作难。
我朋友说，只要那边定下发货的时间、数量和总价钱，他们可以提前付款，但前提是得扣一个月的银行贷款利息。”
张军世说：“南方人抠门，小钱也算进去。”
周胜利说：“要我说不是人家抠，是人家算得细，但人家讲得在理。这块钱就是我们自己到银行贷款也得偿还利息。”
卫兴和说：“开始我的想法与张市长一样，也觉得我朋友小气。可是我朋友对我说，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我们是因为缺货才提前付款，减少你们那边厂家的顾虑，但是我们再承担银行利息等于在协议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块价格。
现在政府紧缩银根，我们的钱是从银行给我们的贷款规模里往外挤，给你们那边的厂子节省了贷款规模。我感觉他说得很有道理。”
“这就是南方人与北方人在经营思维中的差异。”
周胜利说：“我哥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去了深州，刚去的时候很不习惯那边人的思维习惯，现在又说做经营就得‘亲兄弟明算帐’，‘商场无父子’。但不在商场上他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在那边交了很多朋友。”
卫兴和接着说道：“我昨天没有对我朋友说我是永安市肉食厂的厂长，还流露出打算跟着他干的想法，现在突然对他说我是市肉食厂老板，以他南方人的精细，会以为我是骗子，不会与我们继续合作。
两位市长已经来了，反正你们跑了一夜的路，司机师傅也需要休息一晚上再回去，我给我朋友去个电话，就说我是永安市的肉食厂厂长，认为他说的合作的事可以考虑，打电话请示市领导，正巧两位市长从南方往回赶，顺路拐了个弯过来会一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