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变形记》以及其后尤涅斯库的《犀牛》，都是表现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人之异化的代表作。
因而后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其在哲学上的成熟远不及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的“存在”。
问题是——那些曾经的“哲学动物”也罢，“文学动物”也罢，其质疑、呈现、揭穿、批判，矛头本是直指资本主义时代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他们的思想，乃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坚决反对的。
将投枪掷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信仰的人，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遭到同样批判。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倒也没怎么批判过他们，任“存在主义者”们自说自话地“存在”着而已。即或有所批判，也不过是纯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政治是从不参与的，连宗教也未假以颜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存在主义”是从纯粹个人感受出发对现存世界的秩序之合理性的质疑和否定而已。
当年的我也并没将“存在主义”当为一门哲学，正如我从不认为尼采的乱七八糟的思想居然算得上是哲学。“存在主义者”们那种感受我也有，从小到大一直有——现在仍有。
之所以旧事重提，乃因——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批判“存在主义”批判一溜儿够，倒是现在成了世界上“存在主义者”们特多的国家。即使不是最多的国家，也肯定是多到数二数三的国家。
有时我走在街上，望着如织的行人，内心不由得说——“看呀，谁并不是‘存在主义者’呢？包括我。”
在机场、商场、车站、会场、医院……
电视中的人；看电视的人；
做报告的人；听报告的人；
蹿红于网络的人；活跃于各种活动的人；
讲台上的人；讲台下的人……
在一切时空中的几乎一切人；老人也罢，孩子也罢，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接近着是一个个“存在主义者”，再加不同成色的实用主义、投机主义、无政府主义、享受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对整个地球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总而言之，大抵是一个个的“存在主义者”+。尽管绝大多数人从没听说过什么“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像当初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们的名字打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一样，也在许多许多估计会多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中国人的头上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紧箍环。
所谓公仆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几乎可以说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