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
之中。
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1﹞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
、“阳”
的两重性。
有“阳”
则有“阴”
，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
这种“阴”
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
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
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
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
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
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
像这样又二十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
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
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
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
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
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
有的官员在忿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
但这无道必须达到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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