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布尔还是嫁给了他。
“婚后，我很少见到她。
她来和我一起住过一两次，他们也数次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去小住，但实际上我不喜欢住在别人家里，就总是找借口推辞了。
当登曼先生突然去世的时候，他们结婚已经十年了。
他们没有孩子。
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梅布尔。
我当然写了封信去慰问她，告诉她如果她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去陪她；可她给我回了一封很理智的信，我感觉她并没有特别悲伤。
倒也不奇怪，因为我知道他们合不来已经有段时间了。
直到三个月以后，梅布尔给我写了一封歇斯底里的信，求我到她那儿去，还说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于是，”
马普尔小姐继续说道，“我给克拉拉留下了膳宿费，把家里的盘子和查尔斯国王年间[1]的酒杯等值钱的东西送到银行去保管，然后就立即动身了。
到那儿之后，我发现梅布尔非常紧张。
那座房子叫‘香桃谷’，是一座很大的宅院，装修得很舒适。
家里有一个厨师，一个客厅女佣，还有一个护士负责照顾梅布尔丈夫的父亲老登曼先生，他就像俗话说的‘脑子有点问题’。
他通常很安静，举止得体，但有时又会变得非常古怪。
我前面说过，他们家族有精神病史。
“看到梅布尔的变化，我着实吃了一惊。
她极度紧张，浑身都在发抖，我费尽全力也没能让她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就像大家在这种情况通常会做的那样，我间接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我问起她的一些朋友，就是她在给我的信里经常提到的那些，例如加拉赫夫妇。
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她现在几乎见不到他们了。
我问及她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
我告诉她把自己封闭起来，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有多傻，而疏远朋友们就更傻了。
这时，她一下子说出了实情。
“‘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他们躲开了我。
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跟我说话。
我沿着大街走的时候，他们都绕道避开我，以免跟我打招呼。
就好像我是一个麻风病人似的。
这简直糟透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要把房子卖掉，远远地跑到国外去。
可是为什么我要被这样逐出家门？我什么坏事也没做过。
’
“我没法形容我当时有多么心绪不宁。
我正在替海老太太织一条羊毛围巾，我都没察觉我心神不定地掉了两针，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
“‘亲爱的梅布尔，’我说道，‘你让我感到震惊。
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梅布尔从小在语言表达上就有困难。
我竭尽全力让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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