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作家的这种呼吁一般说来也并没有错，如果这种呼吁并不是特别对作家的呼吁，而是对一般人、包括对广大民众的呼吁的话。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家当然也属于一般人和“匹夫”
之列，并不具有特殊的身份。
作家也是人。
但这种呼吁的迷惑性也正在这里，它仿佛是特别针对作家而发的，似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作家的“责任”
和“使命”
。
人们往往举一些著名作家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例子来论证作家的“公共知识分子”
身份，如左拉在“德雷弗斯案”
中，或萨特在抗议越战中所起的作用。
但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好公民，而不能证明他们是好作家，好作家还是要由他们的作品来证明。
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的作品，连恩格斯都说，作家的倾向性越是隐藏起来就越好（所谓“莎士比亚化”
）。
作家既然生活在社会现实中，他当然也会有政治态度，正如他也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一样。
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这些倾向性都应该在艺术的熔炉中经过陶冶，成为他的艺术创造力和艺术感觉的材料。
至于凭借作家的政治态度来评定他的作品的优劣，这种片面武断的文艺观多年来已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也是完全不符合世界文学史的客观实际的，在今天实在不应该再重新占据我们的头脑了。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问题：作家的根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就在作家内心的敏感性精神中。
“敏感性精神”
（l’espritdefinesse）原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的用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几何学精神”
，一种是“敏感性精神”
。
前者是论证的、推理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后者是在日常应用中的良好的洞见力，能够从异常繁杂的事物中凭借“极其细致而又十分明晰的感觉”
而一下子把握整体。
这两种精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但敏感性精神要比几何学精神更高，因为它直觉地把握到的东西，用几何学精神来推论却会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
。
2
这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它虽然也离不开理性（几何学精神），但并不归结为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它自身的工具。
所以，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或者说独创性，而这种创造力和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上，他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态中独具只眼，见到特殊的审美价值，甚至凭借情感和情绪所要求的想象力构思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事态来，并通过熟练地驾驭文字把这些审美价值表达出来，感动他人。
我们通常把这种能力称之为“天才”
。
作家的天才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一个是对语言的敏感性；而对语言的敏感性其实也是对情感的敏感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和引伸，它使对情感的敏感性带上了自己的特殊类型，也就是以“写作”
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家气质。
另外一些人如音乐家和美术家则是以另外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艺术家气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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