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得他忘了自己真名，他也不记仇。
到七十二岁想想，一切都很好玩。
把痛苦、羞辱记成了好玩，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场面当然是给他的记忆编排过的，编排得很写意、很漫画式，一层层的年轻红卫兵都没有眉目，只有大喊大叫的一张张大嘴。
拳头比实际上多得多；红卫兵们全是千手佛，一人伸出几十个拳头，竖在他和葡萄四周。
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在就在拳头中间把自己扯得象风箱一样又深又长，那个沉重的大风箱成了他的丹田。
他扯得经络通畅，性情平和。
红卫兵们最后怎么离开了猪场，七十二岁的朴同志已一点也不记得了。
朴同志记得的是葡萄的手。
她的手插在他腋窝，把他向上一提，说：“都走啦，起来去洗把脸。”
他一看，一个红卫兵也没了，灰下来的天下着箩面雨。
她在猪场清理了一间装饲料的窑洞给他做屋。
洞顶上吊满半寸长的面虫，等于一个肉顶棚，火光一照，一个顶棚都在拱动。
她点上火把去烧虫们，他也跟着她举了个火把，窑洞马上兹兹啦啦地响，烤猪油渣的气味漫开了。
两人都戴了破草帽，只听虫子砸在帽子上，下雨一样。
她在晃动的火光里笑得象个陌生人。
象个野人。
他们两人都笑得止不住，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虫！
顶棚干净了，地上又满了。
他们忙到深夜才把床支好。
窑洞已经是一股红薯面的甜香，葡萄用红薯面打了浆子把撕下的大标语糊了墙和顶棚。
大标语的字给拆开，又重拼，拼成了天书。
她说过两天去公社革委会偷点白纸再糊上，就漂亮了。
她走时在窑洞门口站下了，看看他的这个新屋，愁愁地笑着说：“哎呀，这敢住人不敢？”
他明白她是不能把他带回家的。
因为她知道朴同志不想给扯到她那个可怕的秘密中去。
他和她处下来，说话行事全绕开那个大秘密。
他们多亲近她也不能让他成个同谋。
他和葡萄的亲近是早就开始的，谁也不碰谁就亲近得很了。
老了的朴同志想，可能是他头一次住进葡萄的院子，她说起她的儿子，他就和她亲近起来了。
可能还更早，从她斗争会在台下流泪，让他看见，他心里出现个不干不净的快乐念想——从那时就开始了。
他们的亲近发展得比种一棵樱桃还慢。
突然樱桃满树是花了，他才明白两人谁也没闲着，都在偷偷上肥浇水。
花季是给天天来斗争他的人催来的。
他们不是拖着他上街去游着斗，就是拖他到中学的戏台上去站着、跪着斗。
每次学生们穿军装的绿影子遮天瞥日地一来，葡萄就对他说：“歇歇也好，不用你打草去了。”
见红卫兵们拖他，她说：“他腿好使，你们用拖他吗？”
有几次斗争会她陪了他去，站在台下呼啦呼啦地纳鞋底。
一个红卫兵干部上去讲家史，掉了泪，指着朴同志说：“这个反党作家，就是要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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