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在中国受到冷遇，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命运。
除了马尔克斯，最近一二十年的库切的诺贝尔同事们，在中国都“享有”
此类命运。
其中原因非常复杂，可以做一篇长文。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读者喜欢的其实是那种简单的作品，喜欢的是一分为二，最多一分为三（这两者真有区别吗？），并形成了顽强的心理定势，即单方面的道德诉求和道德批判。
那种对复杂经验进行辨析的小说，国人并不喜欢。
这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日常生活之中，国人已经被那种复杂的现实经验搞得头昏脑涨，他们有理由不进入那些以经验辨析取胜的小说：饶了我吧，我已经够烦了，烦都烦死了，别让我再烦了。
当然，“烦不烦”
是你自己的事，与人家的作品关系不大。
我觉得库切的小说就是典型地进行经验辨析的小说。
库切的文字如此明晰、清澈，但他要细加辨析的经验却是如此的复杂、暧昧、含混。
迄今，我只阅读过库切的两部作品：《耻》和《彼得堡的大师》。
其实，这两部作品的主题中国读者都不会感到太陌生，只要稍加引申，你便可以在中国找到相对应的现实经验，所以我想许多人阅读库切的小说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对经验进行辨析的作家，往往是“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
。
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
，你的怀疑和反抗便与《彼得堡的大师》中的涅恰耶夫没有二致。
顺便说一句，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中国人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种“熟悉的陌生”
：经验的“熟悉”
和文学的“陌生”
（缺失）。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塑造，我倒觉得没有什么更多的新意，它只是库切进行经验辨析时的道具。
书中所说的“彼得堡的大师”
与其说是指陀氏，不如说是指陀氏的儿子巴威尔和涅恰耶夫。
这两个人都是大师：巴威尔以自杀而成就烈士之名，涅恰耶夫以穷人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穿着女人裙子的革命家，当然都是大师。
当然，真正的大师还是库切，因为他们都没能逃脱库切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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