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扶手更是一尘不染。而另外四个单元的楼道，则脏得近乎垃圾楼的楼道了。那幢楼原本住着两个事业单位的人家，老住户或将房子卖了，或租出了，后搬入的人家都拒绝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扫费（从前每月十元，后来也不过每月二十元）。没专人清扫，也不是每个单元都有一位他那样的义务清扫工，自然就脏。脏得实在让人看不下眼去的时候，由街道干部强迫着，才一家出一个人来一次大扫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户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种时候每锁上门，全家大小遛弯儿去了，等大扫除过后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户，即使住对门同时开门见着了也不说一句话，便根本都不在乎给对方留下怎样的印象。或许，还都想给对方留下这么一种印象——别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谁？几次大扫除后，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气，见着了不拿好眼色瞪对方。对方也还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门槛以外的卫生关我什么事？下次我家还没人，你管得着吗？气死你！仿佛，要证明自己正是那种不管自己怎样，别人那都必须包容自己的人。结果便是，互相嫌恶。这使街道干部们很头疼、很无奈，因为有关方面经常检查社区卫生。怕受批评，后来干脆由街道出一笔钱，每两个月雇人打扫一次那幢楼的楼道。虽然如此，A君仍充当着义务清扫工，他难以忍受两个月才打扫一次的楼道的卫生状况。
某日我去他家，恰见他在拖楼道，也恰见一对青年男女自上层楼下来，都往楼梯上吐瓜子皮。
我说：“年轻人，怜悯一点儿老同志行不行？快七十岁的人了，拖一次楼道不容易……”
不待我的话说完，男青年顶了我一句：“有人逼他做了吗？”
我再说不出话来，一对年轻人冷面而过。
A君却责备我：“你多余说那么几句，他们是租房住的，房租又涨了，他们压力大，应该像特蕾莎修女说的，原谅他们。”
进了他家，各自坐下，他又说：“单元门一关，我就当我们这个单元的人家都属于一个大家庭。不管买下了房子的，租住的，主要家庭成员都是忙人、累人、有压力的人。就我是闲人，也没什么压力，搞搞楼道公共卫生这种事由我来做责无旁贷，全当健身了。”
我说：“你可以写份告知书贴楼道里，要求别人起码能尽量保持一下楼道卫生。”
他说：“不是没那么想过。转而一想，觉得不好。”
问：“为什么觉得不好？”
他说：“确实也没人逼我做啊。